第二届 我们真的拥有一种未来吗?

 

我们真的拥有一种未来吗?

邱志杰

我们曾经乐观,我们曾经坚信不疑,但是今天我们有一点犹豫和不安。

为什么我们正经不起来,为什么幽默感变得如此重要?

我们至少曾经真地以为我们是拥有一种未来的。

少年时,我们对于未来展开过大规模的想象。这些想象基调是乐观主义的,我们的歌者用《明天会更好》来表达这种乐观。

过去的未来

古代的中国人很少提及未来,即便提及,也是在他们想到过去的时候才会涉及:“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后来的人类状况,在那时的想象中无非是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切的一再上演。那时的理想世界在遥远的过去,最理想的时代是古代的三皇五帝。今天的执政者如果做得好,人们便称赞他是当代的尧舜;每一个革命者都会从复兴的话语中寻找托词。

缺少未来想象的人们并不缺少历史意识:根据过去我们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所以,我们要“留取丹心照汗青”。那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对于未来的意义,更多地在于我们在将来会如何作为一种过去、作为一种历史而出现,而不在于这个作为将在多大程度上创造或改变未来。更不在于这个作为是不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未来的要求”。行动将会留下痕迹,成为记忆被带到未来,人们对此有所意识,但是价值观并不来自未来想象,价值由既存的历史所界定。人们的脚步或许在向前,但他的上半身向后倾斜着。

“展望未来”的世界观始于基督教欧洲。末日审判和千禧至福的远景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未来想象。乌托邦由空间维度的想象(奥林匹斯山)降落到现世的时间维度上,不管是正面乌托邦还是反面乌托邦,即将来临的总是未来的乌托邦。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自然进化论携带着社会进化论的信仰进入了中国,“进步”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不断地为不同立场和选择的有志之士提供着理论基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斗争中的每一方都以“进步”的代表自居,并且因此而坚信“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历史的逻辑被颠倒了,只有拥有未来的人才是在真正的意义上拥有过去的人。所以,根据未来,胜负的逻辑也被质疑了,因为“谁笑在最后,谁才笑得最美”。我们的一举一动开始面对着“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文天祥的历史意识到20世纪的中国人身上已经转化成为未来意识。

不只是发生在中国,这是整个现代化的世界的属性,进步的理念和乐观的未来想象本来就深深地根植在现代性的丹田,为科学探索和殖民开拓提供着合法性与正义感。即使在人们对于未来有所恐惧的时候,即使在反面乌托邦的怀疑的眼光中,某一种未来即使是我们所不能承受的,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美丽新世界》。

其间,自由意志一再地企图划下自己选择的地盘。从物理学到生存论,偶然性和选择权是否可能逃脱必然性而存在?这样的话题成为思想者永不死心的意蒂牢结,并且或远或近地规范着我们的政治哲学和经济行为。

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甚至也不可能动摇整个“进步”的信仰的全局,讨论无非在这样的范围内展开:进化是有向的或是无向的,是单向的或是多向的,自由意志有没有权力参与进化或者进步。“走向未来”还不够,人类要“奔向未来”。人的欲望比脚步更快,他的上半身是如此地向前方倾斜。以至于整个现代世界的悖论可以被表述为:因为未来过于强大了,以至于我们已经失去了未来。是的,如果任何一种未来是那么的不可避免,那么未来和宿命将有何区别?

发现未来并失去未来

但是在现代世界的盛期,人类还来不及考虑这些。所发生的一切都强调了进步的世界观的胜利。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埃德温·奥尔德林乘“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首次登上月球,实现了人类几千年来的梦想。巨大的成功驱散了乔治·奥维尔和赫胥黎提出的疑惑。一切可能被发现的终将被发现。人类进入未来想象大爆发的乐观主义时代,各个大国都加入了这场奔向未来的超级奥林匹克。

早在1883年,17岁的乔治·威尔斯就写下了《人类的过去和未来》。20年后的1902年1月24日,威尔斯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告诉我们:未来正在被发现!不要再只是热爱过去。他明确提出建立研究未来的科学。又过了30年,威尔斯以科幻小说一代宗师的身份,成为英国科幻小说协会的会刊《明天:未来杂志》的主持人。

英国科幻作家克拉克曾经撰写过未来学专著:《未来的轮廓:探索可能的范围》。他以惊人的准确性预言:2004年,第一个克隆人将会出现。

人类成功登月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是“未来学”的黄金时代。这个在严肃意义上的科学标准来看远不精确的概念是那个时代的大众显学,并且以急风暴雨之势向“发展中国家”传播。

1973年,丹尼尔·贝尔发表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发展成为全球思潮,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于1982年问世,高居《纽约时报》排行榜榜首两年,在全球畅销1400万册。仅仅在两年之后的1984年,该书便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阿尔文·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在1983年席卷全中国,影响了一代人的生活态度,掀起了多少激情澎湃。这些未来的传教士们不但著书立说,而且也像真正的传教士那样四方游说,推销他们的未来预测。上述这些大名鼎鼎的“未来学家”都曾数次访问中国,发表演讲、访谈,把他们的时常翻新的未来思维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人推行。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1989年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三年后,这篇文章扩展成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依据当时的历史进程,他坚信民主政体与自由市场是历史演进的终级模式。其实比这更内在的则是,他等于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抵达我们过去的想象中的“未来”,这就是基督教的千禧至福,这也就是为什么福山谦逊地把这个历史终结论的发明权归功于黑格尔。世界历史的总意志最终获得实现之日,便是历史的终结之日。


如果福山是对的,我们已经抵达未来,同时我们也就不可能再有别的未来,因此,我们便将失去未来。

在中国发现未来

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要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5年,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这一目标。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重新提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把它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从这时候开始,未来想象在中国社会立刻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字标语写上了每一间中小学的墙头,有的是美术字,有的是直接复制邓小平在北京景山学校题词的手迹。在8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广泛的一套出版物被命名为《走向未来丛书》。除了称引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这“三论”,《大趋势》、《第三次浪潮》这类未来学著作也成为中文读书界的热点。在视觉文化中,未来意象成为最具权威性的图像:电子绕着原子核高速运行的图像成为“科学”这个概念的LOGO,同时也是最流行的黑板报和报纸题图。人们甚至会扛着这个图像的立体模型走在国庆节游行的街头。“奔向未来”的富于运动感的意象则经常由喷射出火焰的飞行中的火箭来承担,这一意象由于中国火箭技术的现实成就而越发被肯定下来。外国电影《未来世界》和国产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风靡一时。获奖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被苏联《真理报》评论为“充满了民族沙文主义”----未来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相绞缠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议题。对于一个曾因迷恋过去的价值而几乎亡国灭种的民族来说,“落后=挨打”的公式刻骨铭心,这是近乎必然的视觉文化表述。

这个时期的宣传画经常以少年儿童作为主人公,少年儿童成为宇航员出现在飞向月球或者太空的飞船上。可以说,从内容到形式,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中国视觉图像中,未来崇拜已经完全成熟。宣传画中的少年正是10岁上下,退回十年,就是我们这次《未来考古学: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所订下的参展艺术家的年龄限制。可以说,这一代艺术家是和新时期中国的未来想象一起成长的。

1961年,叶永烈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就读时就写下了《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原稿。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17年之后,这本书在1978年得以出版,首版印数达300万,连出了三版。1980年,由漫画家杜建国创作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的连环画版本第一版印数即达75万册,成为80年代最热门的少儿读物。今天的沉浸在网络游戏中的少年也许不易想象,这样一本每本只有两角三分钱的书,在当时的少年心中激起的未来图像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书中说:

“我非常想知道:当我100岁的时候,我们的祖国将是什么样子。那时候,能有一种小飞机,飞来飞去,把我从北京送到珠穆朗玛峰;一会儿,我又从世界最高峰飞回家。这样的小飞机,将来能有吗? 我非常非常想知道未来的一切!!”[i]——未来有电子报纸,未来有一个叫做铁蛋的机器人拿着袖珍无线电话,机器人交通警察会把违章者用照相机拍下来;未来人们在营养液中培植无土壤庄稼,人生病了可以更换身体器官。在1984年,我们所说的未来往往是2000年。

1983年8岁的陈羚羊在一篇小学作文中想象了她的未来。她写道:“叮铃铃……我一揉眼睛,一骨碌从床上跳了下来,今天可是我二零零二年暑假的第一天。‘啊!小主人,今天你要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去乡下看望爷爷奶奶。’说话的是我的机器人小玲。‘你的早饭已经准备好了,快洗脸刷牙吧!’我听话地闭上眼睛张开嘴,一会儿,小玲就把我的脸洗得干干净净的……”

2003年9月,陈羚羊已经是北京有名的当代艺术家了。在北京798厂大山子艺术区的一个空间中,她展出了这件名为《2003年的一天》的装置作品。少年时的未来想象被放大在巨幅纸张上,连同她的朗读一起,一会儿把人们带回1983年,一会儿又唤醒了2003年。她的声音平静地说着今天发生在她家里的一切:拆了黑瓦白墙的房子,门口修了高速路,父亲不愿意装修房子,因为这个地方过五年肯定也要拆……理想有多少实现了?希望又有多少落空了?我们在2003年,不小心遭遇到我们过去的未来,我们百感交集。

陈羚羊童年时代的作文写在一种今天看来具有强烈的怀旧色彩的绿纹稿纸上,我们在沈阳的油画家秦琦的画面中还将看到这种稿纸。秦琦所画的是他少年时代的一本留言本,每一个少年的同学都在那个本子上留下了他们对于未来的祝福。

在陈羚羊的装置所展出的同一个空间中,另一位艺术家刘韡曾展出过另一件装置作品,名叫《你所说的未来有多远?》。这件装置作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幅巨大的电脑喷绘的世界地图,大陆和大陆的距离异常地遥远,海洋变得异样地空阔,像是板块漂移进一步发展之后的世界景象。幕布的前方是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讲台,类似于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经常看到的那样,上面密密麻麻地堆满了各家电视台的麦克风。我们注意到这个新闻发言人的讲台是由旧式的中国家具改装而成的。

我们感慨我们过去的未来,而对于我们今天的未来我们开始丧失了信任。今天的未来更像新闻发言人口中的说法,通过新闻传播媒体来到我们面前时,经过麦克风的放大,既十足权威又已经歇斯底里。今天的未来已经是新老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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