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文章踌躇满志的中国青年正在奔向哪里?

   

 踌躇满志的中国青年正在奔向哪里?

邱志杰 

 

       透支作为一种状况

       从个人到社会,透支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状况。

       十年前,大约六成的看病者会主动要求医生开病假条,以便能请个病假休息几天,不少人没病也要托关系开病假条,这种行为曾经被鄙视地称为“泡病号”。现在,医院里的病假条每个月开出不到三、四张,有的人甚至会要求医生不要让自己的工作单位获知自己的病情。医学专家认为,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后,岗位竞争愈来愈激烈的结果。

       这些透支健康的人群,分布各个社会阶层。从企业家陈逸飞到普通的教师和白领,从国家公务员,到学生或民工,再到熬夜偷电缆的小偷,他们都在透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突发“过劳死”。

       广东省教育工会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广东省高校教师中有7成处于亚健康状态。

       在上海有75%的人处于一种似病非病的第三状态,即亚健康状态。

       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今天的调查时期的53岁,这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岁。

       中国经济近几年保持了8%左右的高速发展,每一座城市的CBD的摩天大楼都让外国人目瞪口呆。但是城市的发展透支了民工的健康,透支着农村卫生和保障,透支了农民的收入。不考虑环境成本和人力成本的低价出口战略,透支了能源和资源。GDP增长了,财富却向高收入阶层迅速集中,腐败难于根除,则“最可怕的是被透支的中国百姓的改革热情”。[i]展望中的“中国金龙”激发着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乐观的未来想象,也激发着中国威胁论的妖魔化想象。和我们的踌躇满志的中国青年们一样,这条金龙正向着未来冲刺,对健康的危险信号不管不顾。
 
      
未来想象贯穿了这种透支的现实。

       在当代中国,大众意识形态的关键词已经由“革命”转为“成功”,但其对于未来的强烈预期则毫无差别。社会的稳定和不稳定力量都是由“成功”的想象所支配的。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渴望稳定来维护他们的成功,弱势阶层相信爱拼才会赢能改变他们的命运。未来想象兴起之前,中国人更相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相信知足常乐。个别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不安分者成了革命者。而社会中的成功者会以责任感来解释自己所占据的地位,并且经常会玩味归隐的理想。可以说,未来想象诱发了革命,革命也总是利用未来想象来发动群众。百年来不断的革命史,使未来想象成为时常翻新的革命话语之下更潜层的元意识形态,安分守己的心理结构已经破坏。可以说,从“革命”的话语到“成功”的话语的转型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必然推论,甚至,今天的“成功”话语可以被表述为一种继续革命。每一个新的房地产炒作概念,总是一方面强调它是为成功者所提供的豪宅,另一方面强调它是居住方式的“革命”。

       中国传统社会靠科举制度来提供下层中的优秀人士进入上层的通道,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今天的中国社会则把稳定的希望寄托在扩大中产阶层的数量上,希冀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这种策略已经为官方和民间所共同体认。这个中产阶级是明确的未来观的主要拥护者,他们充满未来想象,他们的未来想象是稳定的,可以设计的,有迹可循的“成功”:豪宅和名车能够唤起成就感,理想是一份稳定的职业,成为有房有车有老婆有孩子的“新四有新人”。这样的未来可以通过理性规划来按部就班地获得,甚至可以分期付款来提前加以消费。所有的社会设施都鼓励了这样的生活模式,社会甚至许诺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未来购买保险。为了这样的未来,他们是宁愿牺牲现在的,所以,他们透支。在透支时,人们走到了理性规划的反面,他们为了那个理性规划的未来,非理性地使用了自己的今天。

       消费主义的兴起体制化了欲望,广告在对你微笑,方便的信用卡犹如赌场里面代替货币的小小筹码,免除了你的不安。第一次透支的时候,你的犯罪心里很重,觉得所有人都知道了这可耻的事了。后来脸皮老了,你不再觉得可耻,因为你的未来在为你撑腰。作为一种经济行为,“透支”既是非理性地听命于消费欲望的自我破坏行为,又是一种自信力的表现。未来帮助消费中的人进行了自我想象的强化,就像赌桌上的心理战术,显得强大本身就是一种博弈的资本。每个人都要喝一点心灵鸡汤,卡耐基式的自我强化和拓展训练成为每个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MBA课程是现代的科举之途,而运动员在为自己注射兴奋剂。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这是整个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现代世界的普遍征候。但奥林匹克早已不是游戏,当西方世界早已透支之时,大家说了很多恭维话,劝说中国来充当这个奔向不归之路的火车头。现在,每个人都期待在这最后一搏中冲刺事业的顶峰,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但你深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既有的成就感,你只能对一次次的危险的信号熟视无睹,直到一切嘎然而止。

       这是我们的踌躇满志的中国青年正在奔去的方向吗?很多人都忘了诗人戈麦的遗嘱:

       《青年十诫》

       不要走向宽广的事业。
       不要向恶的势力低头。
       不要向世界索求赐予。
       不要给后世带来光明。
       不要让生命成为欲望的毒品。
       不要叫的太响。
       不要在死亡的方向上茁壮成长。
       不要睡梦直到天亮。
       要为生存而斗争。
       让青春战胜肉体,战胜死亡。[ii]
 
      
透支作为一种策略

       未来早就定性并且可量化管理,可抽象描述,可严格操控,可换算。它由工具理性所捍卫,它的工具是钟表、齿轮和打卡机,它的蓝图是享利福特的流水线、麦当劳的配方,汇率和分期付款的催款单,是正在由全世界的科学家们一起统计出来的人的基因图谱。这是一种科学规划的生活方式:精确地按照既定轨道运行生活,这是未来的可能性一览无遗的生活,是没有差错的高效率的生活。

       这一代的透支来自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诱惑,这一代必须从现代主义的水泥废墟中重新创造自己逃逸的田园。当打了强心针的世界正在向这个未来狂奔,未来考古学,志在提供一种必要的生活内容:道路中的一些亭子。亭子是让人停下的,停下的人可以喘一口气,知往者不可谏,悟来者犹可追。更重要的是,停下的人可以登高,或许能看见别的未来别的路。

       在“未来考古学”主题展的这个部分“透支”中,我们汇集了这些停下来之后的发现,和他们所看见的别的未来。这些艺术家是不那么踌躇满志和坚定不移的中国青年,他们是怀疑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前进道路上的拖泥带水者,声东击西的游击队员,他们是绊脚石和居心叵测的路标。
 
      
怀疑主义者展示了透支者的癫狂和疲乏。他们发展的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艺术中讽世的遗产。陈文令的近年来的雕塑把暴发户的志得意满发展到了癫狂的极致。而九十年代重要的讽世画家钟飚则使他笔下的世相百态退化成为素描草稿。这表明更多的怀疑主义者采取了和九十年代的反讽手法不同的策略,他们并不是把他们眼中癫狂的社会现象进行顺向的夸张,使作品成为社会现实的漫画形式。他们更倾向于捕捉癫狂和挥霍之后的瞬间,人的迟疑和慌张,人的疲惫和呆滞。K房中的少女曾经在何森的笔下形神恍惚,而今他换了一个表面上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新展开了形和神的游戏。而男性在赵能智的画面中是一些自我强化的人,由生猛的笔法来强化其男性气概,英雄主义中透露着虚弱,英雄与囚徒的形象几乎难于区分。而在成为这样的虚弱的男人和女人之前,他们是沙子鉴笔下被闪光灯惊吓的苍白少年,是汤南南那些萎靡在角落里儿童。这些人的形象的出现,在向成功进军的进行曲中,在那凯歌行进的主旋律中敲响了怪异的不和谐音。

       曾翰的荒废的卡拉OK厅,李威的车祸现场和张小涛对于物体的联想复杂的凝视,徐震的遭受拳脚殴打的坦克是透支的直接证据。场景在繁华褪尽之后不再实用,成功者和失败者依次推出了舞台,物品在腐败的过程中,在成住灭坏的路上,焕发出一切废墟所特有的生机勃勃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力量。在这些场景中有着不在场的人的存在,他们已经黯然退出奔向未来的比赛,或者轻松地解决了我们生活道路上的庞然大物之后扬长而去。这些场景是一些“意外”的风景,只要有意外,我们就有别的路。

       也许在我们不知道的某处,一些秘密生活早就在进行。陈晓云的录像装置为我们揭开了这样的不为人知的秘密生活的大幕一角,而孙建春的不标准的“标准照”以发证件的权威性,证明着一览无遗地操控人类生活的不可能性。超现实主义还可以是一种偏执的生活策略,一种主动透支:作为一种身体和精神的使用方案,透支既是痛苦的却又创造快感,透支是被迫的同时也是自愿的。因此我们有机会提供一种主动的干扰性的透支,通过某种无意义透支,来取消这个透支式的现代生活方式的无意义。那就是,通过百姓放火来反对州官点灯。既然给定的透支渠道制造了自我想象的压力,一些另类的透支表演可以作为自我破坏,废除掉整个现代生活计划企图理性地规划和控制个人生活的如意算盘。

       这种选择是自残式的疗法,它类似于一种脱敏疗法。通过主动制造剧烈的刺激,来使正常的社会压力失效。它通过一些由个人精心设计的极限体验,把自我作为承受者,表达了压力的同时也舒解了压力。这种自残是艺术史中最为传统的方法之一:就像我们通过诗歌,才抵御了癫狂的诱惑。崔广宇的貌似癫狂的生活----一次次地撞向物体,一次次地承受不可知的攻击,都让我们想到一个隐隐地感到牙痛的人,他狠狠地咬了一下牙关,企图在一次彻底剧痛中缓解对隐痛的恐惧,甚至从中感到快感。我们在文鹏和周斌的表演中可以一再地看到这种将自己的身体置于不稳定状态的做法。他们是人们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声东击西的狙击队员。更巧合的是,我们在这三位艺术家的荒诞生活中发现了相同的道具:脚下的弹簧。


       这就让我们注意到制造绊脚石和假路标的铁路破坏者们。他们提供出种种以攻为守的另类设计:马杰的书架在颤抖中移动、邓漪夫的书店售卖枪支和书籍的混血儿、周滔的服装引用古代交易规则别扭了现代商业游戏,而李川、李勇和任前的计划提出了人工干预气候的多种心理暗示技术。通过这些道具,人们地进行了用心良苦的自我颠狂化。这些设计是工事和拐杖,即便它只是一些小人物的暗器,也可以在整个体制中制造意识的暂时短路,制造出一个慌乱的时刻,这是个人可以浑水摸鱼的空间。
 
      
在中产阶级一头奔向未来的金色隧道的墙上,这些艺术家的工作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口子。他们的工作证明了在“后地下艺术”时代,中国实验艺术正是大有可为的时空。真正的任务正要展开。艺术家用他们的荒诞,证明了被消费主义和未来想象所掩盖了的生活的本质的荒诞。他们使所有正在透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人们重新遭遇了不测。他们在这个展厅里发现,其实买不买保险都一样。他们证明了,在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得意洋洋地宣称的历史的终结的时代,批判仍是可能的。

       越是彻底地理性地管理生活,在一切都变得在意料之中以后,意外之事将越发刺眼……就象你所握到的我的那第六根手指头……透支者将在这里学会怀疑,获得风险。透支者将超越算计,重新回到命运和选择的不测中。而“考古考古学”将提供视野,让我们在多年以后这样发问:

       多少人会走上机遇的阳光道,多少人会走上未来的独木桥?谁将在透支中癫狂,谁将在诗歌中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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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陈国军《透支的中国经济》,《中国报道周刊》
[ii] 《戈麦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