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文章 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准备好了吗?

朱彤


 
       1996年,一个名叫多莉的小羊曾让这个世界沸沸扬扬,从那时起人们就有预感:我们会不会跟在羊的后面?几乎所有的人都为这个想法惶恐不安……难道人类在科学的面前已经真的没有一丝余地了吗?

       基因已成为各国媒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迄今的基因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生物基因研究,主要任务是破译人体密码,并在此基础上,最终战胜癌症、过敏、心血管和循环系统疾病等发病率较高、目前又不能治愈的“大众疾病”。一类是绿色基因技术,任务是通过修改植物基因来培育转基因食品。疯牛病的出现,正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食品结构和食品生产的基础与条件。绿色基因技术可能向人们揭示全新的食物前景。还有一类是再生基因技术,即人们通常所称的“克隆”技术。自从第一只克隆羊问世,围绕克隆技术及其正负面影响的讨论,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类就没有停止过对自身的思考。人类在探索、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也不断的提高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古代的医学发现,近代的遗传学说、进化论的确立,为人类更完全地认识自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人类在其它科技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生命科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到了生命的根本奥秘中。人类基因组计划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认识自身的科学探索之一,其意义甚至超过了阿波罗登月计划。我们人类开始揭示隐喻在自身的奥秘,我们的生命和行为即将因它而改变,它所带来的是一场生命的革。同时,它将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人类的道德、伦理观念。基因工程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双面性令人爱恨交加。人们渴望得到健康、长寿、美丽、聪明、富裕,不断的科学发现正帮助人们实现这些愿望,但我们欲望的极限在哪里?我们真的能够束缚住自己的愿望吗?二战时的核技术曾引发了类似的争论,人们希望核技术带来的是洁净的能源和工业革命,并制定了有关条约。但时至今日核武器的竞赛依然存在并不断升级。再比如毒品,这些原本是用于医疗、化工,致力于人类健康的发现,却成为危害人类生命的“美丽杀手”,追求极乐的欲望使吸毒者对毒品欲罢不能。尽管科学常常被看作是“潘多拉的盒子”,但是它所展示的新的前景是令人敬畏的。人类基因组研究的知名专家、美国塞莱拉公司首席科学家范特教授说的一句话是最好的答案:“破译基因组密码的意义就如同在刚发现电的那个时代没有人能想象出个人电脑、互联网一样。”的确,未来是难以预料的。

       科学与艺术有着许多相同的品质,想象力、创造力、实验、不确定性是它们共同的关键词。科学技术的惊人发展和网络虚拟世界的迅速拓展,带来了人类新的乌托邦情结。科学与艺术像对孪生兄弟。科技的发展无疑给艺术家们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2003年,我在斯洛文尼亚艺术家卡拉斯(Bogoslav Kalas)的工作室里,看到的他在1971年发明的绘画机器和一批由这个机器完成的瑞哈德•里希特式的绘画时,我真的惊呆了。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什么彩色喷绘机。

       后来我又得知2003年英国当代艺术特纳奖得主是被称为“疯教授”的泰森(KeithTyson)。他也发明过一架“艺术机器”,里面的程序可以发出指令,告诉艺术家如何创作一件艺术品的全过程,泰森曾经根据“艺术机器”的指令用铅浇筑肯德基的菜单。

       2000年,当时我的妻子的姐姐,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生物工程博士后课程的俞淳,回国时跟我聊起了麻省的媒体实验室,并介绍了一些实验室的一些多媒体互动作品。我再一次感受到科技力量已经由介入艺术发展到支配艺术,西方现代艺术正在借助科学力量创造崭新的成果。一年后,他们的部分作品出现在北京的《科学与艺术》展的展厅里。至今我还记得俞淳的一位科学界同行,一个做遗传基因工程的科学家在纽约的一个艺术展中,展示了她设计的由一个晶体按程序生长出的一个天使的翅膀……

       在这里我无意强调高科技技术在艺术创作中起的作用,只是想说明在今天这个科技时代,存在着许多新的艺术形式和理念的可能性。其实艺术家们也对许多科学研发过程有所助益。贝尔实验室在电话、电子音响、电子语言和电子音乐的开发过程中都曾借助艺术家的力量。1970年代初,3M公司的“驻场艺术家计划”曾吸引来艺术家索妮娅•谢瑞顿,她为3M公司开发彩色复印机贡献了力量。这一驻场经历又帮助她后来在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开发出了“生成系统程序”。在施乐公司、帕洛埃尔托研究中心等公司开展的驻场艺术家计划中,科学家和艺术家们正在尝试着制定一个促成双方的相互影响的研究日程。
 
      
的确,一些艺术家,始终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尤其是以始终关注当代信息技术的姿态,高度关注当代技术给予人的知觉方式、生存环境与世界观所带来的影响。如果转基因是个活生生的东西站在那儿,那么让我们用艺术家的作品来解剖一下这个家伙。幻觉、诡异、畸形、异样是它的外表。王强的作品是一只奔跑中巨大的史前恐龙雕塑,而在恐龙的头顶上倒立一个人的身影,这荒诞的场景既是一个灾难的预言也是对这个世界不安全感的隐喻。张择宇的作品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某个爬虫和人类基因产品的标本,这像是一个可怕的提示:既然人可以制造人类的生命。甚至可以培育有材质的动物,为什么就不能制造出“大话西游”中的蜘蛛精呢?据说,人类正在研究提取远古恐龙的DNA基因,如果成功,那么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的恐龙复活情节将会如实上演。更年青的艺术家如谢静作品中被异化的像老鼠一样的怪兽,朱海绘画作品中眼睛与类似肉质混迭的奇异生物体等等,无不显示这类艺术家对在这个科技时代所带来的类似异形、荒诞的形象的理念。诸如怪兽、异像的生物体和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形象经常会出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中,从这些作品的背后,我们大多能感受一些不安的东西,尽管他们作品的情绪是调侃的却透出艺术家对生命、对人文的高度关怀。

       新材料构成了“转基因”的身体。材料技术的革命引发一些艺术家对作品对技术追求的各种尝试,他们更加注重材料的质感和品质。Unmark小组由三个年轻人组成,他们以各自的面貌特征设计了三个虚拟人物形象并且还各自设定了性格和身份。他们以“商业化”的模式,将艺术以商品形式推向观众和市场,将“消费”的观念移植于作品中。与上一代艺术家相比,他们更加注重对作品形式和材质的要求,作品处处散发出“后工业时代”和“后人类”的气息;张炜则把橡胶轮胎和枯死的树用“钉”的方式强行组合,最后呈现给观众的橡胶树像个有生命的异形;刘莉蕴则是通过软性材料,对汽车这个工业产品进行从里到外的包裹,试图改变物体材料的属性,使观众无论从视觉还是从触觉都产生某种幻觉;刘鼎也是一个对作品质感着迷和敏感的艺术家,他把用空胶囊制作的“蘑菇”和“灵芝”置放到博物馆陈旧的展柜里,空的胶囊好像是“蘑菇”的基因促成他们形态各异的生长,作品透出怪怪的、不真实而冷酷的美。李颂华的作品《童话》是一个身背巨大金字塔的小孩装置,似乎给人感到隐秘的某种不可思议的能量爆发。广州艺术家张嘉平的立交桥更是给我们带来了城市生活中的幻觉和异样。

       蒋志的作品是一组照片,一个因乳腺癌切除了乳房的女舞蹈家,一个是因追求爱情要做变性手术而做了隆胸手术的酒吧舞者。乳房作为性别的特征在作品里已被完全置换了。如果说女舞蹈家为抗争疾病迫于无奈,那么作为同性恋人为追求爱情而改变身体性别,足以构成对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挑战。在法律和社会认同上,人不是男人就是女人,法律只承认男性和女性的婚姻家庭和恋爱关系,本来人的出生是没有选择的,既然现在性别可以被改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未来我们可以选择制造我们要的性别、高矮、特长的人,也许人造艺术家、人造运动员并不是一个梦想,那在这里面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发展的道德底线在哪里?是什么?

       盛识伊目前是在法国学习艺术的中国人,在她的影像作品《过敏》通过一个中国人旅居法国后全身皮肤过敏身上的绘画,为当今世界各种文化在融合影响之中有可能产生的各种碰撞和误读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未知的后果“现身说法”。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的“转基因”。新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亚欧大陆的两端人员往来远自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几乎与文明社会的出现同步,而今人员的往来更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往来和交融。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就逻辑而言是文化互动的两种结果。那个在中国生活了12年的“过敏人”,因为改变了生活环境,“水土不服”而引发过敏,这种“水土不服”是生理的和地理的,更是文化的和政治的。他的身体在未来会怎样很难说,也许会慢慢好起来,变得不再过敏了,也许会越来越严重,甚至要离开法国回到中国才会痊愈。这就像没有人怀疑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了西方价值观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对立并存、消长和融合的客观矛盾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正由对抗并立转入互渗融合。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终将弥合东西方意识与观念的差别。斯塔夫理•阿诺斯说:“在这样一个活跃多变的世界里,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创造性成就都可能成为大家共同的知识财富,人们加以讨论、学习、采用或予以抛弃。最终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的法则在文化领域中也会起作用......”
 
       “转基因”作为“未来考古学”中一个主题展的标题,不仅仅是把转基因作为当代科技发展的时髦代名词,更在于这个时髦名词能给我们带来很多臆想----因科技对艺术影响而产生的不确定的兴奋。我们总是从艺术家的作品中去寻找一些线索,就像考古者在挖掘出一些碎片试图要把它归纳拼贴起来一样。技术似乎在今天又成为艺术创作中很重要的一面,我们面对着由技术带来的各种可能性,艺术家们应该清醒地懂得高科技的技术只是作为作品实施的一个手段,他们实际上要直视的是更多社会和政治的问题。所以转基因作为一个单元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与其它三个单元共同构成年轻一代的生活和美学策略。这里的艺术家并不是历史决定论者或是未来主义者,相反,他们中更多的是不间断的质疑者和反省者。他们用他们的敏感性与我们技术的翻新不断地进行着讨价还价,他们用他们的身体承担着风险。因为他们深知,我们注定不可能退回前技术状态,我们只能与媒体和技术义无反顾地共生下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依然在进行着选择,那就是,我们正在离开“人”,但是,我们在选择成为什么样的后“人类”。

       中国社会进入了1990年代以后,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人成长起来,他们与上辈人不同,他们生活在网络的时代,这是一个以数字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时代。他们沉迷于网络游戏,“玩耍”成为接触媒介的重要特征。当下年轻人使用的媒介主要是网络、电视、卡通读物以及一些技术衍生品如手机、个人终端等,使用主要表现在网络游戏、短信和聊天上。他们一边可以一本正经地听你谈话,一边在口袋里用手机与别人发送短信。年轻一代把接触媒介看作是一种“狂欢仪式”,与以往不同的是,网络媒介的出现为年轻人创造了自己的独立社会,进入这一社会意味着仪式的开始。新媒介的功能是强大的,它创造了青年人的精神空间。新科技、新媒介更是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们的想象和创造提供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平台。我们正是借生物技术中的“转基因”这个概念并加以扩大,成为隐喻性的文化概念。体现在年轻一代的文化特点就是它的边缘性、颠覆性和批判性。年轻一代反叛阶级、种族、性别主流文化的意识开始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以狂欢化的文化消费。反过来,又正是以这种消费的方式,在他们的虚拟世界中超越了人们所交给他们的阶级、种族、性别的意识形态。

       我们可以坦然面对“人造美女”,欣赏像何利秀、金星这类变性艺术家的表演,就像去医院隆胸、美容一样变得那么普遍和坦然。我们吃着从超市和菜场买来的转基因食品,穿梭在到处充满新材料技术的城市建筑之间。电脑的虚拟空间给我们带来无限想象,独自一人呆在家中就可以和远在千里之外的恋人分享爱情,这种新的交往和自我想象的新模式给我们带来了无限快感----或是无限的危险?这简直是一个令人昏眩的超现实世界。

       面对“转基因”,我们准备好了吗?